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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罗氏变法……”
王文川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一切，却莫名地对这位即将变法的主人公产生了一些好感。
毕竟都是改革者，虽然跨越了九百年的时间，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惺惺相惜之情。
随着镜头在异国的街头往来穿梭，孟原也开始尝试着用非常简洁的语言，像王文川解释九百年后这场大危机发生的原因。
“荆公，九百年后的异国，并非皇帝与士大夫的国家，而是商人的国度。
“而这次的危机，正是由商人所引发的。”
王文川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：“商人如何能够控制一个国家？
“商人不事生产，乃是士农工商的最下等，若是让他们来掌控一个国家，岂不是人人重利，天下饿殍遍地、民不聊生吗？”
孟原解释道：“在荆公那个年代，确实如此。
“但请荆公想一想，如果在未来的某天，一个人就可以使用各种工匠打造的器械，种几百亩地，产出的粮食足以养活成千上万人，那么农民的地位，还会如此重要吗？
“土地还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吗？
“如果工匠可以制造机械，让人们上天入地，机械在地面上以比骏马还要快许多倍的速度飞驰，在空中，短短两三个时辰就从大名府飞到京师，那么工匠的地位又会有多高？
“荆公再想，若是农户种田、工匠生产机械，都需要在商人的统一管理下完成，那么商人掌控一个国家，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王文川恍然点头，若有所思。
虽然他只是一名千年前的古人，但从他变法的种种举措来看，本就是思路超前、聪明绝顶之人。
此时看到异国的种种面貌，又经过孟原这么解释一番，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理解。
孟原继续说道：“不过确实如荆公所预料，商人治国，自然会存在荆公说的那些问题。
“人人重利，确实可以让整个国家在特殊时期产生极大的动力，让国力得以飞速发展。但由此，也会产生种种问题。
“荆公所担忧的，天下饿殍遍地，是担心人人从商、无人从事生产。而在数百年后，只要少数人以机械耕种，便可养活成千上万人。所以在正常情况下，荆公所担心的饿殍遍地，其实并不会发生。”
王文川敏锐地察觉到了孟原的言外之意：“正常情况下？那若是非正常情况呢？”
孟原点头：“非正常情况，便是荆公此时看到的画面，后世称之为‘大危机’、‘大萧条’。
“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种大危机的成因：
“一个孩子在破屋中，饥寒交迫。他问母亲：母亲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烧煤取暖，也没有食物？母亲说：因为你父亲失去了工作。孩子问：为什么父亲失去了工作？母亲说：因为你父亲是煤矿工人，他们生产的煤太多了。
“此处的‘煤’，便是齐朝的石炭。不知荆公可否理解？”
王文川眉头微皱，但思考一番之后说道：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
“虽然商人的煤矿挖出了大量的石炭，但底层的工匠与农户赤贫，无力购买，而商人的石炭堆积没有销路，自然也不再需要这些工匠。于是，工匠失去工作，更加没钱购买，便成了一个无解之局。”
孟原点头：“正是如此。
“若只是一家煤矿，解决方式自然有很多。工匠可以去找别的工作，煤矿商人也可以考虑将石炭卖向其他城市或邻国。
“但若是引发了连锁反应，让整个国家上上下下、所有被商人控制的领域全都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呢？
“那便是荆公此时看到的景象了。”
镜头继续在城市间穿梭，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成为流浪汉，迷茫地躺在街边、公园的长椅上，双手抱胸，神色凄然。
曾经的百万富翁，甚至要沦落到街头去卖水果。
而当时的总统则是宣称：“水果摊贩是市场经济下自然产生的一种职业，卖水果可以让一些聪明人从他们原本的工作中解脱出来，去赚取更多的利益。”
这样的放任政策，让危机进一步扩大了。
孟原问道：“若是荆公当政，该当如何？”
王文川思考片刻之后说道：“我并未在数百年后的异国生活过，但既然是商人重利之乱，想来与荒年平抑粮价之举类似。
“国家开仓放粮、进行赈济，打压商人暴利，丈量田产……不，该是厘清这些商人所掌控的农庄、工坊，像得利最多者征收重税，以充实国库。
“甚至杀一儆百，让商人心生畏惧。”
……
听到王文川的回答，荧幕前的观众们不由得纷纷点头。
显然，荆公作为一千年前的古人，虽然对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所知不多，但毕竟是那个时代最聪明、思维最超前的天才型人物，所以一点就透。
只能说，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，总是相通的。
古代变法与现代变法，如果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总结，它们的成因与处理方式都是类似的。
成因，无非是中间的食利阶层过分臃肿，从底层剥削，又想方设法地将底层向上层的通道截留，于是出现了底层人饿殍遍地，上层国库空虚，中层却过分膨胀、尾大不掉的怪现象。
而处理方式，无非是上层的某人通过一些手段，让臃肿的中层食利阶层吐出一些利益，重新分配给底层的饥民和上层的国库，让国家重新稳定下来。
不论这个中间阶层是封建地主、士大夫，或者是资本家，道理总是这么个道理。
所以，王文川的办法虽然在这个社会条件下并不具备太多的可行性，但至少思路是完全正确的。
……
孟原点了点头：“荆公看问题果然透彻，瞬间就抓住了重点。
“不过，荆公的思路虽然对，但照此方法推行，却不见得可行。
“荆公别忘了，这是一个商人主导的国度，几乎不能用过去的方式，以国家力量强行打压商人。否则，便要顷刻间被推翻、下台。
“还是要因势利导，在一定的规则下行事。
“变法要成功，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两个方面：细节与执行。”
王文川深表赞同：“正是如此。不知这罗氏新法，最后可曾成功？”
显然，王文川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遭遇了那么多的阻力，已经让他深刻认识到变法过程中，细节与执行力的重要性。
他的变法，正是因为基层的执行力不够，而注定要落入失败的境地。
此时对于罗氏新政是否能够成功，自然也是关切而又担忧。
他的内心中当然期待着罗氏的新法能够推行下去，但又觉得此事困难重重。
孟原继续挥了挥手，让眼前的迷雾聚拢而又散开。
变法中的一系列举措，展现在王文川和所有观众的面前。
……
“罗氏新法的第一步，是要让社会中的所有人相信国家，只有信心恢复，百业才能重新兴旺。
“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只需要一次对全国所有人的谈话。”
王文川毕竟是千年前的人，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所以，孟原尽量用他能理解的方式，进行解说。
家家户户全都坐在收音机前，听着罗氏深入浅出地讲解银行业的运作机制，并以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权威，重新建立起人们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信任。
到了第二天一大早，大批民众来到银行，将前段时间才刚刚因为恐慌从银行中拼死拼活取出来的钱，又重新存了回去。
短短两周时间，全国银行存款增加五成，四分之三的银行重新恢复营业。
紧接着，一项项新法举措，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快速推出。
公布《紧急救济法》，大量拨款赈济在失业中陷入困顿的民众。
公布《农业调整法》，国家出面调节、控制农产品产量，引导供需恢复平衡。
公布《工业复兴法》，要求每个行业制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标准，赋予工人团结起来与资本家集体谈判的权利。
遵守这一法案的企业将会获得一个特殊标志，国家鼓励民众前往这一类企业的商店中购物。
公布《证券交易法》，成立委员会监管整个股票市场，打击财务欺诈、报表造假、内幕交易等行为。
公布《国家住房法》，减少房贷利息，将贷款期限从十年延长至三十年。
推出《社会保险法》，带来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。
引入按收入和资产额的累进税率，最高征收高达七成的遗产税。
以工代赈，在八年时间中大基建的车轮滚滚向前，雇佣超过八百万人，铺设供水线、修缮建筑、修建公路、建设水利工程……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新法的痕迹。
……
一项又一项法条，在王文川的面前展现。
而此时的王文川，一边在接收着海量的信息，一边在口中喃喃低语。
“农田水利法……
“青苗法……
“市易法……”
显然，在罗氏变法的众多法案中，王文川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影子。
紧急救济法，有点像是常平仓，在荒年开仓放粮、赈济灾民；
证券交易法，有点像是市易法，监管市场，减少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，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；
以工代赈，更是与农田水利法极为相似，只不过前者是国家直接出钱兴建工程，而后者是用青苗钱收取的利息来兴修水利。
更重要的是，王文川隐约在这些法案中，看到了某种与他的思路不谋而合的东西。
那就是国家调控！
王文川新法的内容，就是以国家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，以青苗法减轻农民受高利贷盘剥之苦，以市易法打压豪商对市场的操控，再将这些钱用来兴修水利、开垦荒田，进一步提升全国的粮食产量。
而罗氏新法的内容，同样是以国家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，只不过根据数百年后的实际情况，将调控的重点转移到了股市、银行、工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。
……
孟原问道：“荆公觉得，这些新法的内容如何？”
王文川点头称赞：“自然是切中时弊，一针见血。只是……
“如此条目繁多、内容繁琐的法案，执行时，又岂会顺利？”
孟原笑了笑：“数百年后的执行力，自然与荆公所处的时代不同。
“罗氏在新政过程中，可以用收音机直接与全国的所有民众对话。而若是有官僚在执行过程中阳奉阴违，也可以很快发现。
“而在这个经济发达的时代，许多原本不可能完成的手段，就都变成了可能。”
王文川恍然点头，显然，就罗氏的这一手“炉边谈话”，在数百年前就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。
“那……民众对罗氏如何？是推崇备至？还是，恨之入骨？”
孟原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轻轻挥手，将画面直接展现在王文川的面前。
欣喜若狂的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庆祝，二十多万人的队伍在欢声笑语中走了整整十个小时，围观民众更是多达两百万人。
王文川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，恍然说道：“有民愿如此，自然是无往而不利……
“只是像你之前说的，此举无疑是在放商人的血。既然此地是商人治国，他们又岂会善罢甘休？”
孟原点点头：“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
“资本家的反扑很快到来，将罗氏称为‘***主义者’或是‘共产主义者’，又或者说他破坏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。”
王文川追问道：“那罗氏又是如何应对的？”
孟原笑了笑：“对此，罗氏只以三言两语批驳。
“他说：这些人总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而我只相信务实的解释和务实的政策，我以国家与人民的真实需要为目标，而新法的一切举措，也终究会落到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上来。
“他又说，富商巨贾、政客官僚，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学识过人，但他们唯独从未认识到自己对同胞应负的责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