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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运将镜头拉近，重点关注秦王府内的情况。

此时，秦王手下的一干谋臣武将都齐聚一堂，正在商讨明天如何共举大事。

这份名单在这个时代可谓是群星璀璨：尉迟敬德、侯君集、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程知节、秦叔宝……

每一个都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人才，此时甘愿冒着被族诛的危险，要共同推举秦王为皇帝，改变整个梁朝的国运。

当然，秦王并非鲁莽之人，谋反这种事情虽然大概率是一锤子买卖，但他也仍旧给自己留了后路。

在发动政变的同时，他也妥善安置了长孙皇后以及自己和其他将领的家卷。一旦事情不成，他还可以撤离长安、去往洛阳。

长安虽然是整个梁朝的权力中心，但在这里，梁高祖和太子的势力还是要更大一些。而洛阳，这座被秦王亲手打下来、其他势力都没能深入插手的城池，更适合做秦王的根据地。

事实上，由于太子和秦王的矛盾不断激化，梁高祖也早就有了将秦王封到洛阳另建天子旌旗的想法。

但这个想法遭到太子和秦王的一致坚决反对，最终作罢。

太子反对，是因为他觉得在长安是自己的主场，一旦秦王去了洛阳，以后要除掉秦王就难了；而秦王则是觉得，洛阳远离权力中心，他一走，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，所以他不能走。

而一旦政变失败，洛阳自然成了秦王最佳的后路。

只是逃到洛阳并不意味着安全，那就是真正起兵造反的开始了。虽然以秦王的军事才能以及手下的贤臣名将，重新把整个天下打一遍也不会太难，但那样会对整个国家造成难以弥和的可怕伤害。

中原已经经不起再一次席卷天下的战火了。

更何况这样直接起兵造反夺位毕竟在道义上有亏，因此，那必然是秦王不太想见到的一种可能性。

此时，秦王正在康慨激昂，为手下的能臣武将们鼓舞士气。

“诸位随我南征北战，今日一事，你我君臣诚心相托，应该不用我多说了。

“这梁朝的天下，有一多半都是我们君臣打下来的，太子有何功德？却居于高位。不仅不思感激，反而还屡屡离间我君臣的关系，欲除之而后快！

“我等今日起兵，正是为了为国除奸佞，一战而定天下！

“诸位听我安排，明日一早，尉迟敬德随我先去玄武门……”

鼓舞一番士气之后，秦王开始为这些人分配任务。

期间，尉迟敬德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也纷纷提出各自的意见，不断优化整个方案。

然而看到这里，李鸿运却不由得微微皱眉，隐约意识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。

如果从整个故事的发展来看，这一幕也并不算突兀。

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已经是人尽皆知，已然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。虽然是亲兄弟，但秦王对太子恨之入骨，这是很正常的。

而事到临头，以秦王的杀伐果决，应该早就已经下定了决心。

故而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断，并排兵布阵安排手下人各司其职、完成玄武门之变，倒也算是一种十分符合情理的展开。

如果是一个没看过相关史料的人，可能压根不会觉得这段内容有什么不妥。

但李鸿运是看过史料的。

史料记载，在玄武门之变真正发生之前，有一段“众府僚力谏秦王”的戏码。

一向杀伐果断的秦王在如此紧要关头却犹犹豫豫、推三阻四，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，而他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、拼命苦劝，甚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秦王看。

如此折腾了许久，秦王才最终下定决心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哪一种可能，更有可能是历史的真实？

李鸿运的目标是尽可能复现真实的历史，这一段虽然看起来不会对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，但却有可能影响这个事件的完成度，导致通关失败。

所以，即便是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细节，李鸿运也得仔细斟酌一番。

考虑许久之后，李鸿运让时间稍稍倒转回去，还是让众人上演了“力谏秦王”的戏码。

他这么做，当然不是照抄史料，而是结合当时的情景深入分析了一番。

很多人在解读这段史料的时候，往往会有两种看法。

第一种，认为史料有问题。如果秦王当时表现得特别迫不及待，那显然不符合他“重视兄弟感情、迫不得已发动玄武门之变前内心十分矛盾挣扎”的圣君人设。

所以，后来的史官故意编了这么一段情节。

第二种，认为秦王虽然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，但内心中确实还是对太子有兄弟之情的。在战场上他虽然杀伐果断，但那毕竟是对敌人，而此时他的矛头是自己的兄弟和父亲，出现犹豫也是人之常情。

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。

而李鸿运觉得，这两种看法应该都不是真相。

秦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，杀伐果断，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此时的处境。所以，被感情所左右，虽然可能是影响因素，但绝非决定因素。

但这一幕戏码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。

李鸿运觉得，秦王之所以要这么做，主要是有两个原因。

第一是当时的大环境要求他必须做这样的表演。

就像古时候太子被禅位的时候，一定要再三推辞，以示对父皇的尊重。而即便是权臣篡位，都已经完成了加九锡的标准环节，在真正被推举为皇帝的时候，也要再三推辞。

像齐朝太祖那样就做得更假一些，黄袍加身，表面上说这都是被迫的，不是自己的本意，实际上怎么回事大家都门清。

秦王要做大事，与其说缺乏智慧和勇敢，还不如说他需要强有力的道德支援。

当然，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。

更重要的原因，应该是一种服从性测试。

这毕竟是谋反，不是打仗。

如果仅仅是打仗，那么秦王其实不用太担心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环节。对付敌人，他确信不论是手下的谋臣还是武将，都肯定能够全力以赴。

但谋反的过程中，这些谋臣和武将到底能发挥多少的主观能动性，直接决定着成败。

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并不迫切，而是充满犹豫，那么在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无法挽回的巨大漏洞。

而秦王表现得越是犹豫，手下的这些人就越是急切、危机感也越强。

一方面可以测试这些人的忠诚度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。

很快，秦王的目的达到了，他不仅得到了所有人的强硬表态，还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道德支援。

于是在众人的轮番劝说之下，秦王命人取出了一副龟壳，准备以卜卦定吉凶，来为这场挣扎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然而此时，府僚张公谨恰好从外面赶来，正巧看到那副龟壳。

张公谨勐地把龟壳抓起来砸到地上：“占卜的目的是决疑，如今大事已经母庸置疑，还占卜个什么劲！难不成占卜的结果是大凶，秦王你就要罢手吗？”

于是，大事就此定下。

《领袖论》中有一句话：所谓领导，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、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领导者调用体制、政治、心理以及其他力量，激发、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，领导即告完成了。

而秦王此时的行为，非常完美地印证了这句话。

……

武德九年六月四日，清晨。

静谧的长安城刚刚从宵禁中苏醒，城中的居民照常开始一天的生活，完全没有察觉到这是充满了腥风血雨、将会决定未来梁朝百年国运的一天。

而太子和齐王就这么策马走出东宫，经过玄武门，前往临湖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