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王小翠的面前，把耳朵伸到她的嘴边，一只手握着她的手。她的手冰凉，是一种刺骨的寒，如一块冰。她说：“白玉玺——”然后嘴角嗫嚅，就倒下了头。我就听到这三个字。我没有哭，真的。尽管除了我之外她没有了任何的亲人。新家岭的人说我不孝，没有人性，说我的书全读进了狗肚子，说我不是王小翠的亲孙子。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就是没有哭。王小翠的一生新家岭的人谁都不会懂，从金山河畔的小姑娘到新家岭龙钟的老人。她是一个历史，经历过风风雨雨，从来，从来，她都没有倒下过。

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提到的白玉玺窝藏金子和大烟土的事情。

1997年，也就是王小翠死去的前一年，新家岭所有的废弃平房都要被扒掉。那天，王小翠特意把我从学校里叫了回来。她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的行走在我的前面。而我则在她后面，替她打着手电筒，因为她把我带进了我们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平房。那里已经蜘蛛网成群，麻雀到处做窝，房梁的顶上也已经裂缝。墙皮脱落，上面还贴着1970年左右的报纸。那个屋子我是熟悉的，小时候我经常会坐在炕上吃饭，是粘糊糊的玉米面糊糊，黄澄澄的，就着萝卜咸菜，非常可口。王小翠在黑暗中给我指着一个破了一半的缸子。

“把它挪开。”她用拐杖指着那个破缸子说。我挪开，下面有一块厚厚的板，潮湿，而且已经腐烂。我拿开它，里面出现一个地道。“进去看看。”她说。我从地道进去，这里只能容下一个人的身体，我趴着，感到很难受。里面弯弯曲曲的，一直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。在一个供奉着财神的龛里，我看到了一个积满尘土的坛子，还有一个生了锈的铁匣子。我在地道里停了好久，最后出来时候，王小翠问：“就看到这些么。”

我点头：“嗯。”

她说：“那就好。”其实我终于明白她最后一直只字不提那天穗子，白玉玺，李长富死的事情，一直到她死去。你知道么，那个地道，一直通到哪里。一直通到穗子住的那间平房的炕头上，就这么简单，我却一直没有明白。这个谜，终于被1997年冬天新家岭整地的爆炸声中埋藏下来。除了我，除了在1998年死去的王小翠，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。

我吹去坛子上的尘土。王小翠说：“打开吧！”

她拿着手电筒。我打开，里面的确是大烟土。不过已经发霉，有泥土的味道，长长的毛长在上面，像毛毛虫的背。然后我又打开了那个铁匣子，里面除了一个红色金丝手绢，空空如也。王小翠叹息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

第二年夏天，我听新家岭的周喜田说，在平地的时候，开推土机的汪彪捡了一疙瘩金子，就在你曾经住过的那个位置。此时，我终于后悔起来，后悔那天没有到穗子的房间里看看，哪怕从那个地道里钻过去看个究竟也好，至少还能弄明白那箱金子的下落。新家岭的老人们说，金子在地下会跑的，它不一定就一直在你发现的地方，除非你把它放在箱子或者盒子里。就这样，白玉玺平身积攒下来的所有的一切，都随着历史腐烂、消失。

人生无常，在我得知这个定律的时候，我还没意识到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它随时都会离开，就像我以优美的姿态飞起一样，最终沦落为泥土，也变得腐烂，而后消失。

前面说了，我拿了柳淑云的五块钱，并且还给她写了一封自认为不错的信。当我从那座有着严密保卫的大院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迷了路。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。

在路边的商店里，我花1毛钱买了个棉花糖。然后我又买了一根棒棒糖，又花了一毛钱。我不知道我所期盼的新家岭在哪个方向，我开始在这个城市的小巷里无所事事。我不想回家，确切地说我压根就不知道那个家在什么地方。走了很久之后，我感觉到双腿异常的疲惫，当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时，一个脏兮兮的男孩子过来抢我的棒棒糖。

“操你妈”。我说，随即给他唾了一口唾沫。

他把我的棒棒糖打在了地上，弄得满是土。我哭了，那是我离开新家岭后的第一次。“呜呜。”我用袖子擦着连续不断的眼泪。“操你妈。”我不解恨的骂他。

“我日你妈。”他很郑重的回应。

我扑上去弄倒了他，然后我们就同时倒在了地上，脸都贴在布满尘土的地面，他对着我吹起地上的尘土，有沙子迷了我的眼。我的腿死死缠住他，胳膊使劲的勒住他的脑袋。我们在地上打滚。他的脸铁青，而我的脸则挣得发紫。他腾出一只胳膊抓着我的头发，把我的头从他怀里揪了出来，而我在他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可能是太过于疼痛，他就此松了手。“你小子属狗的啊？我不跟你打了，你赖皮。”他把我的棒棒糖踩成了一块泥土，就像我在靶场旁边草丛堆里拉的屎。

我朝他唾了一口唾沫，我呸，然后摸摸口袋，还好剩余的钱还在。

我放弃了和他决斗，那家伙是个野孩子，浑身尽是牛劲。

之后我在路边的树下尿了一泡尿。一个戴着大盖帽的警察叔叔逮住了我。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在这里尿？”

我不吭声，扭着头。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可怕，像个圆脸娃娃。

“不说？那好，我把你关到公安局里，那里有很多大狼狗，我叫狗咬你，看你说不说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害怕狗。”

“不害怕狗？那我把你关在监狱里，给你三天三夜不吃饭。”

然后，我就害怕起来。我看过电视，在柳淑云家里，那个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。里面关了很多的犯人，他们有的的确是被活活饿死的。

“柳淑云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家在哪里？”

“新家岭。”

他疑惑一会儿，然后问道：“新家岭在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朝我歉意地一笑，最后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里。那有一个年龄稍长的警察叔叔。他看着我，我在那里吃了午饭，那个叔叔给了我一本《西游记》的连环画，让我在那里等着，不要乱跑。

下午3点多，我看见了柳淑云，她和那个军官老头一起出现在办公室里。此时的柳淑云头发蓬乱，满头的大汗。

她看见我之后给了我一记狠狠的耳光。然后我哭，她抱着我，也在哭。我说，“我想回新家岭，回去看王小翠。”而此时，那个老头在柳淑云后面气喘吁吁。

我的行为终于改变了他们，柳淑云把我带回了新家岭。第二年夏天，我在那里开始上学，柳淑云每月会寄钱给我，还会隔三差五的来看我。我的沈阳之行就这样匆匆的结束了。

我记得离开沈阳之前，我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望着那个前来送我们的军官老头喊了一声姥爷。他竟然在庞大的人群攒动中热泪盈眶。因为，在此之前，我没有叫过他一次。他用一只手绢，一直抹着眼睛，直到火车开动，我和柳淑云的身影随着火车缓慢的启动消失于站台。